儿童性侵受害者：否定我们才是二次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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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该如何对待性侵受害者？

作者 | 王立柔

摄影 | 徐志伟

美编 | 黄山

微信编辑 | 侯丽

否定他人的痛苦，与杀人无异

“就是有一次，我爸躺在我们那个上下铺的下铺，然后他就躺在那边，然后他就叫我过去⋯⋯”

描述到4岁左右被爸爸要求口交的场景时，艾可（化名）的双手紧握拳头，眼眶、鼻子都红了，讲完这一句话，必须停顿很久，才能在一片死寂里用力挤出下一句话，眼泪也同时滚落下来，并不断费劲地抽气、吐气。

从被性侵的那一天起，艾可等于永远失去了“父亲”。除此之外，她还活在家暴的恐惧之下。爸爸每一次殴打妈妈，她冲上去想要挡，就会被踹肚子，踢到一旁。接下来的印象就是与妹妹一起卷着棉被躲在浴室过夜，紧靠着哭泣的妈妈。

爸爸一直不愿意离婚，好不容易有次答应，艾可妈妈果决地把握机会，什么都没拿，只带了她和妹妹投靠娘家，爸爸则得到了房子。艾可妈妈保住了孩子们，被剥夺到几乎一无所有。或许是这样的心力交瘁下，妈妈在几年后的某一天突然就消失了，直到艾可国中时才回来。

在这段主要照顾者是阿公阿嬷的岁月里，有时候碍于经济因素，艾可仍然得向父亲开口，再承受他不耐烦的态度，“跟他要钱都很烦，要学费都很烦，我就觉得他平常已经没有在给钱了，学费总要给我钱吧，每次要学费我都觉得很痛苦，很像都是我的错⋯⋯”

虽然父母因家暴离婚，艾可周遭的大人们有种迷思，认为小孩子不能没有爸爸，所以不会阻止爸爸来找她。然而有次爸爸带她和妹妹回他的故乡，途经旅馆过夜，又趁机抚摸她的身体。

“我跟他的关系一直都很不好，但我都觉得是我的错，因为他都认为是我没有把我们父女之间的关系处理好，要不然就是他不爽他就会说，‘如果你是男的，我会把你吊起来打，我已经对你很好了！’”说到这里，艾可又颤抖着哭了。

艾可渐渐看懂与爸爸之间令她窒息的张力，是事发的很久以后了，“我以前真的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讲过，但它从来没有从我记忆中消失，就很像一直放在某个抽屉，然后就一直放着，平常不会想到抽屉里有那个东西。”

然而3年前，她认识了一群自发性在做性侵受害者陪伴工作的人，有次听见他们在讨论一个性暴力个案时，原本正要离开的她突然转过身，说，“我好像有这个经验耶。”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说出来，其实我并没有要说，可是我就觉得有另外一个人替我说出来了，或者有一个人在替我说话⋯⋯就是记忆抽屉突然被打开了，那个场景像是立体书‘砰‘一下就打开了，就跑出来，那天回家还是觉得有点不真实，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把抽屉打开看了一下它。”

这时，最辛苦的战争才要开始。

“性侵害”的图像绝非只是躲在暗巷里的强暴犯，事实上，6、7成是熟识者所为，其中又有1至2成是家庭内的近亲性侵。如果当一个本来应该保护你、爱你的人都会伤害你，到底要怎么相信一个甚至是陌生的人？这种深沉的痛苦，恐怕最淋漓尽致地作用在性侵受害者的身上。当受害者鼓起勇气揭露事实之后，身边的人的反应可能又带来二次伤害，信任的二度崩塌。

家内性侵有个很难处理的问题是，很多的情感、权力和利害关系复杂地绑在一起，有时候是父母不愿相信自己的其中一个孩子被另一个孩子性侵，有时候是公公性侵媳妇，做丈夫的却保持沉默，于是受害者不管有没有揭露事实都承受很大的压力，又很难隔绝与加害人的接触，始终处在感觉不安全的环境里。

艾可与奶奶的关系很好，在她不快乐的童年里，奶奶扮演着仿佛“圣诞老公公”的角色，虽然较少见面，但奶奶每次都让她感到特别被重视。在打开记忆抽屉、进入专业谘商中心接受咨询的初期，她宁愿冒着遇到爸爸的风险，也要回到故乡，只为了见奶奶。但爸爸就会带她跟他的朋友吃饭，那些叔叔即使看过这个家从前的状况，仍然对她说教，要她跟爸爸关系好一点。

“饭桌上就是有一种‘天伦乐’，大家一直说艾可来，帮爸爸盛饭，都长这么大了跟爸爸长得好像喔。那整顿饭我都觉得我快⋯⋯但我又得很有礼貌去应对。我那时候真的很难克制我自己，我连看着我爸讲话都无法，就是最好你都不要靠近我！”

当艾可越来越少跟爸爸联络，一天夜里，奶奶的电话来了，催着她要去找爸爸。艾可觉得自己被逼到忍无可忍了，开始把爸爸做过的事都抖出来，但对于每一项控诉，奶奶都能对应自如。家暴？不对，那是你妈也打你爸爸，而且以前家长打小孩很正常。爸爸有外遇？不可能，他不会做这种事。

“反正她就很荒谬，一直站在她儿子那边，反正就是她没有要管你的情绪⋯⋯我那时候已经疯掉了，就说你到底还想听什么？你要不要听最严重的？我真的是不想跟你说！”

接着，艾可就把性侵的事情说出来了。再接着，奶奶哭了。

但奶奶下一秒说出口的话是──“怎么办？那他以后老了怎么办？我以后不可能叫你再去照顾他了！”

一瞬间，艾可才明白奶奶最在意的原来是“他”，不是受到伤害的自己。奶奶选择了他，不是她。过去获得的宠爱，如今看起来都像是“养孙防儿老”的培力而已，就连性侵的伤害赤裸裸拉上台，与祖孙二人直面相照的这一刻，艾可的感受都还是没有办法被正视，反而是艾可在此之前的隐忍，很大一部分是在顾虑奶奶的感受。

“我真的不想让她伤心，我知道她很爱我爸，我不想让她知道这种事情，我知道她会很伤心，可是她没有要在意我⋯⋯她说‘有啊，我知道你很可怜啊，但是事情都过去了’。”

这是全部的访谈里艾可哭得最委屈的一段，像一个哀哀无告的小女孩。对于所有的性侵受害者来说，“重要他人”的不支持、轻忽或否定，有时比性侵害本身更具毁灭性的效果，这些信任之人的沉默、所爱之人的沉默是庞大的背弃，把受害者推向更孤绝的位置。

甚至他们会要求受害者也保持沉默。

“后来奶奶又问我有没有跟其他人说，妹妹知道吗？我说知道，她说那就惨了，她好不容易才对你爸比较好，以后也不会再理你爸了。她最后还问我男朋友知不知道？叫我不要告诉他。”

出版《不再沉默》的陈三郎（本名陈洁晧），在书中自述他小时候被遗弃在奶爸、奶妈家，被他们一家四人连续性侵3年的经历。里头也记录了与艾可雷同的痛苦，那就是他回到原生家庭与父母面质，父母和他的哥哥们却漠视他的创伤。 

“你不能否定一个人的痛苦。我觉得很少人可以理解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的整个人生都是痛苦的时候，人家否定你的痛苦，基本上是否定你所有的人生。这种事情是不能做的，这跟杀人我觉得没什么两样。”受访时，三郎的声音很轻，但是很严肃，很坚持。 

三郎的期待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接受。“不需要一定怎么做才叫接受，接受是一个应该蛮简单的互动，就是你不需要否认我──你知道我有痛苦，虽然你不一定要表达你也像我这么痛苦或一定能理解，因为有些痛苦或状况真的太诡异了，一般人第一次听的时候，实在没办法理解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接纳一个人发生过的事情，我觉得可能比什么事情都来得重要。”

在公开揭露幼年遭遇以前，三郎有一种一旦说出来，世界就会崩坏的感觉，好像他将成为那个“坏小孩”、砸毁所有人的关系的凶手。但现在的他明了到，“如果失火了，而我叫了消防队，我背叛了谁？火吗？”

与奶奶通话的那天晚上起，艾可再也不接奶奶的电话，也与爸爸断绝联络。这不是干脆又容易的“切割”，是一趟漫长而苦涩的过程，但今天的艾可已体认到，切割是必要的，在满坑满谷的心灵碎片里，唯有与伤害的源头切割，才能保全她自己。

别人或许可以不选择她，她不可以不选择她自己，这是性侵幸存者用尽力气支撑下来的、对自己最珍贵的忠诚。“有时候奶奶还是会打来，但我已经知道我如果再心软，那就是在伤害我自己。”

可能出于大脑的自动防卫机制，三郎对于幼年创伤长期处于失忆状态，直到一年半以前才想起来。后来他每天都问太太徐思宁一个问题，“怎么去信任另外一个人？”他急着很快得到一个答案，就像每一个曾经遭受背叛而心寒的人，渴望寻求一套对人的判断标准，但那个守则似乎不存在。

与其说信任，三郎渐渐领悟到那其实是对于人性的期待；对人性有多少期待、想要有什么样的关系，就会去建立这个关系。三郎的困难在于这个期待太早破灭，他成长自一个丧失关爱和滋养的环境，导致他后来一直身陷在想要建立期待但又破灭的循环里。他说，很多人循环到一个程度时就完全放弃自己，可能用一个很壮烈的方式结束，但他觉得，至少他的期待还在。

“我希望跟人建立关系、好的关系，我也想要相信你会是一个对我好，也对任何人都好的人，这是一个我真诚的期待。当然，我也不断印证有些人就不是这样，那就慢慢剔除掉。也有人不断坐上这个位子之后，发现有一天他就突然变了。但那也不代表说我要放弃我的期待，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放弃这个期待，我就放弃我自己。”

这是遭受性侵痛苦的小孩最大的恐惧，也是最大的期盼。

我们不是无能为力

“他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安慰我，就说他很遗憾，然后这个话题就被结束掉了。”

当艾可向一个亲近好友说出幼年遭父亲性侵的遭遇后，那位朋友淡淡地转移了话题。艾可并不怪朋友，只是好像没人能看见她内心花了多大的勇气、走了多远的路才坐在那里。

“其实一般人听到也会感同身受吧，只是自己不知道怎么处理，所以很想要把‘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处理’的无力感淡化掉，但回应给受害人的时候，受害人就会经验到被忽略的感觉。”励馨基金会蒲公英中心的心理谘商师邓晓平这样分析。

对于许多性侵受害者而言，“讲出来”可能就是踏上复原之路的开端，因为那是在接受、面对和梳理自己的经验。这时候，“见证”的角色至关重要。当受害者好不容易讲出创钜痛深的经验，对方越重视，就能给予越多心理支持，否则受害者可能又“缩回去”了。

图片来源：《熔炉》

而每个人在痛苦面前，都并非那么无能为力。邓晓平建议，最重要的是打从心里相信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可能的，然后去倾听和理解：“我相信这件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对你带来很大的影响，或许你真的很难过，如果你真的很难过可以好好哭一哭，或可以跟我说。”

从“见证”到进一步的“陪伴”，则需要更多的耐心与爱，还有对生命向光性的信心。

Teresa（化名）是艾可的第一见证者兼主要陪伴者。她说，陪伴过程里，很要紧的就是花时间去了解当事人的心情历程的特别之处，“譬如你就是知道这个人在父亲节的时候很容易崩溃，那父亲节的时候就会特别注意她，你知道她的脆弱就是在这里，你知道怎么去照顾她、让她感觉安全。”

Teresa也特别提醒，伤痛是不能被量化、秤重的，且形状各异，“伤痛是属于他的，他面对他的伤痛有他的方式，你不能把你自己对伤痛的看法强加于他。也许你能分享一个经验给他，或分享你对这件事情的观感和看法，但选择权还是在他。”

陪伴既没有一套固定标准，也不是立竿见影的事情。性侵受害者的复原之路可能是生活秩序的重新塑造，甚至是生命史的回顾，是重新去正视、看懂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并得出自己的诠释。

从受到侵害的那一刻起，这场与创伤共存的长征就已经开跑，从此只有眼前路，没有身后身。而这条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进度。

尊重受害者的复原速度，就是在协助复原。心理谘商师邓晓平解释说，性侵本身是一种“失控”的经验，受害者无法控制眼前事情的“不发生”，“所以允许他们在会谈时间中愿意说多少，关系距离远近、要揭露自己的内心世界多少，让这些都是她们可决定、可控制的，这些部分就是在恢复自身的权力跟控制感。” 

陈三郎（本名陈洁晧）30年前遭受奶妈、奶爸一家4人性侵，长达3年。或许是太过恐惧之故，三郎对自己的童年长期处于失忆状态，直到一年半前看到一篇描述育幼院儿童寂寞与被虐待的文字，创伤记忆才冲刷回来。

但相关记忆并不是沿着线性时间轴恢复。其实很多受害者都如此，第一次讲出来的通常不是故事全貌，对于自己生命里到底发生什么，需要花更多时间整理出清晰的梗概。

有时候三郎打开浴室的门，与这个场景相关的影像就流过，有时他必须打坐冥想，让大脑引领着，仿佛前往一个遥远的地方，回神之际才拾回一些“星星的碎片”。

于是有好几个礼拜，他过着日夜颠反、精神倒悬的生活，加上创伤的作用力一下子回来了，三郎的行为模式突然变得有如孩童，非常需要太太徐思宁待在身边，要不然就像小猫一样，窝在书柜与床之间的缝隙睡觉，对于肢体触碰又非常敏感。

那段时期，徐思宁的压力很大，因为两个人的关系实在太近了，“我那时候还问他，之后我们都要这样子睡吗？会担心啊，不知道生活会不会都这样。我应该可以知道他的困难，但去到亲密关系的时候会觉得，欸，我碰你你也会不爽耶，我们在一起你不想耶⋯⋯还是会很疑惑啊。”

“那个亲密关系的质会改变，互动模式会改变，生活模式会完全改变，那个东西会持续一段时间，不会很快，但是也没办法急。然后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不会有开心的事情，当然不是说长期都会很不开心，而是作为伴侣，知道能做到的事情不多时，就会很疑惑，就是感觉到‘我无效’。”

当记忆里面还有记忆，忧伤里面还有忧伤，那时候的他们都不知道自己正在经历的是什么，既没有生存手册可以翻阅，也不知道这种状态将持续多久。徐思宁有位重度忧郁的朋友以前问过她，“感受到底会不会杀死人？”在徐思宁看来，她的丈夫在探索同一个问题，只是他不怕死。

“我没有经历过，但我觉得那应该是一个很可怕的感觉，你不知道尽头是什么，也不知道有没有尽头⋯⋯” 在某些怀疑自己帮不上忙的瞬间，徐思宁甚至困惑，“没有开心，为什么要在一起？”“我是不是那个可以陪你度过难关的人？”但冷静下来，她察觉三郎其实也在努力，也有进度，只是这种进度本来就是慢的。 

她也运用一些方法去调适，像趁着出门买菜时透透气，让自己绷紧的神经放松一下，或者向她的父母、姐姐倾诉。陪伴者也需要陪伴者，毕竟她没办法把她的压力丢回三郎那里。“然后我也没有想过要在他最困难的时候离开他吧，那就再撑一下！”说完，一起接受访谈的两人同声大笑。

三郎从前的失忆其实相当接近心理学对于“解离症”的描述，那是一种遭受巨大创伤之后的心理防卫机制，是为了保护自己不被击垮、精神崩溃，大脑自动将痛苦的记忆、感受甚至一部分的自我排除在意识之外。

以前确实有时候，三郎觉得自己看什么事情都像在看电视一样，“我知道里面的人在哭在笑，有生有死，可是都跟我无关。就算发生在我身上，我也感觉跟我无关。”

但解离症并不是永恒的百忧解。心理学的说法是，如果一个人麻木了，虽然不再感觉到痛苦，也阻绝了感受到正向感觉的能力。 “如果受害者麻木到解离的时候，就会再度落入危险的情境里，可能再次受伤。再次受伤之后又会觉得，原来世界真的非常非常危险，我不要再跟世界有任何连结，然后就更封闭自己。”心理谘商师邓晓平这样分析。

三郎也曾想过，让自己麻木有什么不好？“我也蛮想要的，就是好像没有任何困扰，但是也很疑惑那我还活着干嘛？因为就别人的人生啊！如果我可以是连续剧里面那个角色的话，我干嘛还要是这个角色？”

这就是为什么恢复记忆的这一年半以来，走过这一遭，即便非常痛苦和不舒服，三郎觉得做了这件事，他感觉很“踏实”──“那种踏实就是说，这是我的，这是我的人生，没有人可以否定我，否定我发生过这些事情。”

图片来源：报导者

将伤痛讲出口时，只换来一句“不要再说了”

处理过不少性暴力案件的律师李晏榕受访时也强调，每一个受害者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每个人在面对他自己时都是不一样的方式，但我自己的感觉是，整套标准印象（刻板印象）还是在每一个环节影响着检察官、法官、警察，和每一个专业人士在处理案子时的态度、判断被害人的真伪。但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受制于这东西，应该去多了解被害人一点。”

有受害者犹豫好几天才去采证、验伤，或在案发之后看似神色自若、谈笑风生，更有人继续配合加害人的要求。这类事情容易在辩护时被大作文章，但那可能是受害者必须赶快逃离眼前情境的生存策略，真实情绪往往等到脱离危险后才会释放。

李晏榕认为，许多司法人员、法律菁英的养成其实就是乖乖牌，当一个人的生命经验太过狭隘的时候，如何去理解各式各样的脚本？

如果我们一直都只看过一种受伤的样子，怎么会知道其他故事也在流血？

励馨基金会桃园分事务所的社工黄雅棱有类似的感触。黄雅棱时常在第一线陪同受害者接受讯问、开庭，她明白有些问题纯粹是在厘清案情，但也有些问题的语气透露出来的是尖锐的质问，像是“那你干嘛跟他出去？”尤其遇到前男女朋友之间的性侵案时，法官、检察官会一直要求受害者证明自己“不愿意”，“被害人说‘有啊，我说不要啊，我推他’，他们就会问说，他知道你说不要吗？”

开庭时，黄雅棱更感受到有个“受害者应该是怎样”的印象在作用着。司法人员不一定明白许多性侵受害者适应生活的方式就是把记忆打包、压箱，表现得很冷静，“他们会用‘常理’去推断应该要怎么样，譬如他们觉得‘一般人’怎么会之后还跟加害者出去，或跟朋友出去玩⋯⋯他们对被害人的既定形象就是一定要哭，一定要很可怜怎样怎样。”

“我们有遇过被害人在法庭上当场撞墙、拿刀要割腕，他们才开始注意到话语不应该这样子。可是不应该把经验累积在创伤上，而且这也助长恶性循环，他们就觉得一定要到这么激动才算被害人。”

在医院急诊部待了近10年的社工阿萨（化名），协助医生进行过至少500件的采证、验伤，也看过许多警察前来讯问。由于性侵采证和验伤在检伤分级制度属第一级，与头破血流的重度外伤在一样的定位，她时常看见医生心生不满，认为性侵的伤害根本没那么严重、紧急，来的时候就摆臭脸。

也有医生私下向她评论受害者干嘛没事跑到外面？更很少有警察会耐心、温柔地解释流程，相反的，阿萨看过警察在讯问时加诸个人评断，“阿你跟网友出去喔？不认识的也敢出去喔？”

但对于受害者来说，采证、验伤的过程本来就已经非常不舒服，如果这唯一的一次机会也让他们感到难堪、被指责，势必影响他们未来的复原。同样的，司法流程对一般人来说已是纷扰和压力，对需要被细心照料的性侵受害者而言更像噩梦一样，如果过程中还要被评断的话，光是用想像的，就知道那不见得是公道的偿还。

当受害者本身没有意愿、心力进入司法程序时怎么办？律师李晏榕见过许多当事人状况很差，可是一旦备案，整个流程就马不停蹄地跑下去，因此更加忧郁、痛苦，很希望能够“算了”；社工黄雅棱更看过有人逃避开庭、害怕通知书一次又一次寄来。

然而，有些人认为受害者应积极寻求体制内的救济，一鼓作气将凶手绳之以法，否则变相地让凶手加害其他人。这个想法忽略了受害者所承担的代价，让一些受害者的自责情绪又多了一项“不够勇敢”。

35岁的陈三郎今年5月公开揭露小时候被性侵的过往。当年他根本不知道侵犯他的奶爸、奶妈的名字，如今却有人对他耳提面命，一定要把所有的加害者都找出来。

陈三郎的太太徐思宁平静地说，她明白大家为什么会这样想，但这种期待不能只建立在受害者身上。当大家的知识和文化不足以接纳受害者的伤害、理解伤害的面貌，光是理解受害者有一个“责任”时，是没办法支持受害者站出来的。

“我们需要做更多，才可以让一个受害人知道他受害时会得到支持、他可以复原、他知道怎么复原，然后知道这个制度会保护他，或是在一个安全状态可以申诉。当整个配套全部都是一环一环崩坏的话，我们只期待一个受害人要出来控诉，只会让他在复原历程里更加困难。”

曾经是媒体人的徐璐1998年出版《暗夜幸存者》，揭露她1992年的一个冬夜在自家公寓遭受不明歹徒强暴的遭遇。徐璐当年是报了警的，但做笔录时，她只说出家中被劫掠，下意识地隐瞒了强暴一节，每天更是精心妆扮、全副武装，不希望被别人看出受伤的痕迹。 等到她终于摆脱不该属于她的“羞耻感”，将案件本身及内心历程公诸于世，已经花了6年的时间。

徐璐出书后接到惊人数量的信件及电话，许多人都向她透露自己也曾遭受性侵。而她发现，多数人碰到最严重的问题是得不到亲密伴侣的支持，有女性受害者甚至因此“被离婚”，或好似被当成做错事的孩子，将伤痛讲出口时，只换来一句“不要再说了”。

而案发24年后的现在，徐璐受访时回看那段经验表示，“如果我们的社会对受害者能够不再以负面去看待，那受害者就可以不用受到双重压力。我觉得抓到一个人只是处理个案，不能根本地解决问题。”

今年45岁的陈柏伟中学时遭导师带至家里、电影院性侵。生殖器被抚弄、刺痛的感官记忆太鲜明，他到现在还是不太喜欢看电影。陈柏伟曾经责怪自己“为什么没有勇敢讲出来”，几十年下来，才渐渐摆脱自责情绪，反驳这种“揭发”的重担，“我觉得那不是我的责任。我自己那时候已经很无助了！”

陈柏伟解释，当年光是想到揭发以后邻里之间会怎么讲，就感到很害怕了，加上那位老师被评选为优良教师，他怀疑有多少人会相信自己的说法。再加上他作为一个男性受害者，很清楚社会文化还是有一种迷思──男生怎么会被性侵？男生为什么连自己的身体都保护不了？

性侵的伤害不容易面对，对受害者来说，当务之急是先把自己给照顾好，但单单这件事就足以让人身心具疲、挫折累累。在案发很多年以后，陈柏伟才透过不断的诉说，渐渐接受并看懂了自己身上的创伤，“以前我连很恨他都说不出口，但现在也不会说了。我不需要一个“公道”了，我需要的公道是这个社会怎么面对不断有这个事情发生？一般人听到这样的事情发生，他们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怎么样面对这些被害者？”

如果能够有公道的话，每一个人都想要获得公道，但公道有很多种样子。不管性侵受害者想要争取到的是哪一种，都需要先看见一个前提，那就是大环境可以给予他们足够的信心，可以传递一条信息是：“别怕，这个世界承受得了你的伤心。”

原文链接 

https://www.twreporter.org/topics/sexual-assault-victims

本文授权转载自报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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